从洛阳返回封国。
兄弟二人因为很久不见，“欲同路东归，以叙隔阔之思，而监国使者不听”。
就是说，曹植和曹彪想借着一起走的这一点点时间，来叙一叙兄弟之情。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也被“监国使者”，即特务们拒绝了。
据说，曹植当时十分气愤，还特地写了一首诗，咒骂这些不通人情的使者。
然而，曹植也只能骂骂而已，丝毫无济于事。
正是由于曹魏王朝“苛禁”诸王，所以“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”，就是说，曹魏的宗室诸王，人人都非常想做一个平民百姓，可是连这个愿望都无法实现。
西晋初年，朝臣们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，有许多人认为，曹魏之所以很轻易地就被取代，正是由于其实行的这种“苛禁宗室”的政策，认为是这个政策造成了诸王毫无力量，无法发挥拱卫中央的作用。
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，晋武帝司马炎“惩魏氏孤立之敝，故大封宗室”，前前后后大约封了几十个同姓诸侯王。
从理论上来说，西晋诸王所掌握的权力应该很大，因为要想宗室诸王具备藩卫中央的实力，就必须给他们以实权。
然而，理论毕竟只是理论，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因为一项政治制度的建立或者一项政策的调整，必然要受到其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。
什么叫时代条件的限制？
简单地打个比方，就是你不能要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们开宝马、坐奔驰，因为那个时代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和牛车。那么，西晋封国诸王的权力，要受到哪些时代条件的限制呢？
这个时代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：
第一个是，从秦汉以来确立并得到巩固的**主义中央集权制度，更适合于当时的经济基础，这个制度在西晋的时候比较完善，不可能发生逆转，作为隶属于皇权的王侯封国，它所拥有的权力，必然要受制于**皇权。
第二个是，从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战乱，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经济，西晋虽然再次实现了全国的统一，但受到重创的社会经济却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够恢复的。
最直接可以看到的就是人口。
晋朝最繁荣的当属太康年间，但是，太康元年的全国人口总共才只有1616万，和西汉末年2900多万相比，差距甚远。
如此一来，王国的规模和条件也必然要受到它的制约。
而且，根据规定，就是诸王所食之户，大部分的赋税收入也要归中央财政，诸王最后能到手的部分，大概是其中的三分之一。
以中山王司马睦为例，他的封国虽然一共有民户32000，但他却只能向其中的户收取赋税，就是这户的赋税收入，其中三分之二还要上交给西晋中央政府，他自己只能得到三分之一，也就是说，司马睦的实际赋税收入只有1400户。
燕王与北海王虽然有两万户，但最后税收也只有一千户而已。
更不用说是司马蕤食邑根本没有两万户，真正的食邑，其实数百户而已。
由此可见，诸王的财政权实际上很小，封国财政权的主体，仍然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。
其次，在王国官吏的任用上，诸王在事实上也受到中央的限制。
西晋初年曾经允许诸王“自选其文武官”。但事实上，这种“自选”始终要受到中央的严格监督，更不可能随心所欲。
梁王司马肜曾自选张蕃为王国的中大夫，但张蕃这人品行不好，又犯过法，结果司马肜就因为选人不当，被“有司”参奏了一本。作为惩罚，他被削夺了一个县的封地。
有鉴于此，那些稍微胆小的诸王，也就不敢或不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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