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何一所学校，只有学生有出路才能得到发展，君不见后世学校总结过去一年工作的时候，总把毕业生就业率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大书特书，所以那些让自家孩子读国学班的纯属有病，学这玩意儿出来有个鸡儿用，还不如去蓝翔学挖掘机技术呢，更何况，那些国学班里面的老师都是一些渣渣，连句读都不懂，看过点于丹就敢出来误人子弟。
徐定超自然也懂得这个道理，京师大学堂学文科的可以去考进士，学工科的可以去厂矿担任技术职位，那么医学实习馆，哦，现在已经改成医学馆的学生又该怎么办？必须得找个地方出诊啊，所以就有了这家医院。
考虑到学生出身的问题，徐定超拿出了两个方案，第一是会同礼部举行出洋游学生考试，及格者可以参加殿试，并给与出身，一等者为进士，二等者为举人，所以就有了医科进士和医科举人的说法，特别优秀的还可以不经过考试就直接赐予进士出身。
比如广东籍学生许景文留学英国学习牙医，成了中国最早的牙科医生，赐予医科进士；日后担任北洋医学堂监督的屈永秋，和詹天佑一起赐进士出身；檀香山华侨郑豪，是美国加州大学医学博士，参加游学生考试授医科举人、内阁中书，日后成了广东光华医学院的小张，这个就有点郁闷了，这时候能念到博士那绝对是人才，可惜连个进士都没混上。
京师大学堂的学生都给与举人出身，让他们能有个正经身份，医学馆的学生也因此获得了过去医生们无法获得的社会地位，不过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。
后世的医学生基础打牢之后都要去医院进行实习，根据出身院校在业界的地位、个人的具体成绩等等被安排到不同的医院进行学习，给那些资深医生打下手积累经验，就算凌然这样开了挂的医生，也得从这起步，这样才能让他们积累到足够的经验。
而如今可没有这么多医院可以安置医学生，如今全国倒是出现了一些西式医院，英国、加拿大、美国等国基督教会在成都创立了仁济医院、存仁医院和仁济女医院，这几家医院日后会合并创办华西协和大学，也就是华西医院的前身。
而在1900年，德国医生宝隆博士在魔都张家浜新马路创办了同济医院，并在院内开办一所德语医学院，用来培养医生，这就是同济医院的前身。
更早的还有创办于1986年的魔都圣约翰大学医学院，日后这家医院和震旦大学医学院、同德医学院合并，这就是魔都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前身。
1866年，文恒理在魔都设立了门诊为主的同仁医局，后逐渐扩大为同仁医馆，同仁医院，可惜这家医院后期发展不怎么好，到现在也只是一家二甲医院而已。
至于国内最早的西式医院可以追溯到1834年，美国传教士伯驾来华，第二年在广州开办眼科医局，后来发展出博济医院，被称为中国的第一个西式医院，1866年又创办了博济医学堂，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西式医学院。
孙逸仙博士于1886年进入博济医学院南华学堂就读，因为这个渊源，博济医院日后改名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，这所医院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医学发展，现如今已经发展成拥有三个院区，年门诊量超过两百万的大型医院。
只是这些医院可不会接受京师大学堂医学馆的毕业生，所以徐定超只能想办法自建医院供学有所成的学子实习问诊，他说服了孙家鼐，孙家鼐奏请将医学馆和施医局合并为京师专门医学堂，供教师诊治和学生实习所用。
由学务处和施医总局各出一万两银子作为启动资金，常年经费由学务处开支，只是涉及到钱，这走的流程就长了，沈隆懒得等，就给医学馆捐了一笔钱，让徐定超能比原历史更早地把这所医院建设完成。
至于医院规划设计、规章制度的拟定就落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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