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维体系构建能力。
或许看上去，并没有这么玄乎：以后世人的视角，这样纯文字的叙述方式，似乎也没啥不一样的？
那是因为，后世人的思维能力，体系构建能力，都已被更简易的符号、数字等思维工具给锻炼到了一定的熟练程度——即便题目是文字，后世人也能在看过这样一道题过后，自动在大脑生成‘x+2=y，5x+3y’的等式。
但此时的人在解这道题的时候，并不会有这样下意识的的思维体系构建，所有的过程，都需要以文字的形式展现，如‘甲物加二钱可换得乙物，故乙物可视作甲物加二钱；甲物五换得乙物三，即甲物五，换得甲物三又六钱···’
撇开其他的客观原因，真正阻碍华夏数学发展的，便是这般繁杂的运算过程。
此时张苍手中的竹简——准确地说：统计图，就是刘弘打算针对此，所做出的第一个尝试。
从九章算术第一次出现并沿用到现在，华夏数学实际上已经近乎到达了‘文字数学’可抵达的巅峰；要想让华夏数学稳步发展，而不是如历史上一般停滞不前，那从‘数学文字化’到‘数学符号化’的转变，将无可避免。
更简洁易懂的记录方式、运算方式，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精力，让那些数学造诣达到水准线，有机会促成数学发展的人有更多的时间，去探究更为深奥的问题。
——就如历史上的张苍那样，去琢磨琢磨：地球离太阳，究竟有多远呢···
只要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尝试，刘弘就会拼尽所有，保全那个人不被烧死！
即便不考虑‘为后世计’这般宏伟远大的目标，更简单的数学记录方式，也可以让政权的运转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。
试想一下：在过去秋收之后，为了将粮税记录在册并上缴国库，地方县衙几乎要花费数个月，发动大半的官吏，将每家每户的纳税额以汉字一条条记录上账本，再上交中央，中央再花十几天时间，核对完该县所送来的农税与账本是否对的上——账目上说，张三缴粮十石，就从堆积如山的粮袋中，找一只写有‘某县张三’的粮袋，称一下是否有十石那么重···
而以后，就不用这么麻烦了：地方只需要在原有的账目基础上加一条：某某人缴粮多少之后，总粮食粮达到了多少。
这样一来，中央在核查的时候，就只需要查看账本最后那一栏，汇总的总量与送来的粮食总量是否相符，就可以了。
至于账目是否有差池，中央也不用再挨个比对——就拿刘弘方才那本账本来说，只需要查看某一条账目所记录的支出，是否等于府库原存有量与现存有量之差即可。
光是从‘拿着账本找粮袋沉重’，到‘坐在办公室核算账本’的转变，就可以将行政效率提升至少八成——如果真有加减法都不会算的酒囊饭袋混入中枢，那刘弘绝对不会轻易放过！
作为一个后世人，刘弘所要追求的自然是中央集权，中央集权又需要足够的官僚数量来保证行政效率；‘财务改革’这个想法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出现在刘弘地计划之中的。
按汉室现在的生产力，以及中央的财政状况，大范围扩编基层官员，绝非一日之功——在五年之内，刘弘能做到在不裁员的前提下，将官员待遇提升到‘不贪不拿也能活的宽裕’的程度，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
这样一来，官僚人数的提升，就从刘弘地近期目标中排除；既然能用的官僚就这么多，刘弘也只能从官僚个体的行政效率下手，用现有的官僚，来做更多的事。
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刘弘能做的其实非常多：以纸取代竹简，推动张苍更早推行‘审计’制度，增强御史大夫对官员的审查力度等等等等。
但成本最小，耗时最短，见效最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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