储君继位之后，并不会立刻将当前年改为‘新帝元年’，而是继续将其作为先皇的最后一个纪年。
直到新皇登基后的第一个十月初一（年初），新皇才会正式改元元年。
于十月改元元年之后，法理就算是站稳了，熬过冬天，等开春过后的三四月份，汉室的皇帝就要在自己登基的第二年，就开始着手自己的皇陵。
原因无他：陵邑越早建成，就能越早的从地方割韭菜，把豪强强制迁入关中，以缓解社会矛盾。
帝陵的建造，往往是首先把陵邑的框架支起，之后，再慢慢的建造陵墓。
汉室皇陵的建造就是这样，普遍都会从皇帝登基后开始修起，一直修到皇帝驾崩。
皇帝在位时间越久，皇陵的规模就会越大；而与皇陵一同被缓慢扩建的陵邑，也会越来越大，一直到皇帝驾崩，才会停止扩建。
陵邑既然会随着皇帝在位时长而无限扩建，那地方豪强的强制迁移，自然也是无限重复了——三年一次。
就拿刘弘来说，今年，刘弘的帝陵就见开始建造，陵邑更将在夏天之前立起框架，而后的夏天，刘弘的第一批‘守陵户’就见被迁入关中。
在之后的三年里，陵邑会慢慢被支棱起来，并大致形成一个城邑的模样，到了那时，就该是第二批‘守灵户’到来的日子了。
三年一次的高频率，使得地方豪强再如何走通门路，都无法逃脱被强制迁徙的厄运。
躲过一两次迁徙，在汉室初或许并不少见，但躲过每一次迁徙，直到熬死某一位皇帝的事，在汉室历史上却只发生过一次。
——被文帝刘恒赞誉为‘仁商’的宣曲任氏，凭借刘恒赐予的金子招牌，成功化身为了地方官员不敢触碰的烫手山芋。
至于豪强唯一能倚靠的‘勾结、贿赂官员’，实际上也很难起到效果。
相较于西方，华夏人有一个源远流长、根深蒂固的本能：买地。
汉室的商人也一样——赚了钱之后，汉室商人不会想着把做大，而是会散尽大半家财，将自己的户籍从商籍挪回农籍，然后用剩下的那点钱买土地，安心的在家乡做个土财主。
这就意味着‘商人出身’的地方豪强，其大部分财富，都是田亩、房宅、店铺这样的不动产。
一俟被强制迁徙，豪强就要举族迁往长安，无法带走的不动产，自然是要变卖的。
而在强制迁徙面前，豪强变卖不动产，性质又是‘无论如何都要卖’，这就意味着变卖价格，将与市场价产生极大的差额。
最起码，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地方官员，是有能力以近乎白送的白菜价，把豪强无法带走的不动产吃到肚子里的。
这样一来，豪强们通过行贿官员，以求平安的路，也就被彻底堵死——相较于豪强奉上的那一点点贿赂，官员自然更希望豪强被迁走，好占据豪强留下的不动产。
毕竟豪强再怎么大方，也不至于将占据自己大半财富的土地田亩，拿去给官员做贿赂。
至于‘给天子守灵，以证明自己是忠臣’这种极其不要脸的说法，也只是安慰那些韭菜们的说辞。
在朝堂之上，此事有另外的说法：广迁地方豪强，以实关中，以固国本。
对于汉室而言，‘国本’究竟是什么，自然是毫无异意：一为农耕，二为关中。
简而言之，汉室只要能做好每年的农耕工作，并保证关中的安稳，理论上就能确保政权的稳定。
而‘广迁天下豪杰以实关中’的内在逻辑，是通过政府强制手段，将关东的地方势力尽皆迁入关中，以保证关中永远保持对关东的‘人才碾压’。
——撇开对错不说，比起在土里刨食的农民，那些有能耐在地方欺诈乡里的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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