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题、处理问题的能力策试。这项措施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减少庸官，提高行政能力，并非直接针对裁减冗官。
但是即使如此，王安石的改革措施还是引来反对声一片。
韩琦、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苏轼、程颢等大臣都反对变法。反对声音最大的是司马光。
司马光在历史上以《资治通鉴》闻名于世。那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，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齐名。从战国一直写到宋朝，一共1362年。
司马光在学术上贡献巨大，但是在官场是个十足的保守派。他反对改革，认为“祖宗之法”——从宋太祖、宋太宗那里流传下来的法度——已过百年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。改革纯属扰民生事。
程颢、程颐兄弟是当时的代表人物。哥俩把儒家发挥到极致，强调伦理道德是压倒一切的大局。“宁要社会主义草，不要资本主义苗”。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是程氏理论的核心内容。他俩的理论被称为理学。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开始走入极端。儒生因循守旧、食古不化、死抠本本的毛病也开始发挥到极致。
司马光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，坚决反对变法。他认为王安石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，以致天下怨谤也”。“侵官”就是独揽大权。“生事”就是没事找事。“征利”是指与民争利。“拒谏”就是不听其他人的意见。
王安石回信给予义正词严、理直气壮地驳斥。
他的回信被称做《答司马谏议书》。这篇文章曾被编入现在的中学课本。
不过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控也并非完全是凭空捏造。司马光反对改革不假，但是王安石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细节欠推敲，也给反对派留下攻击他的口实。
比如说青苗法，政府放贷救急百姓，这本来是好事。但是有些地方干部为了完成上级摊派的贷款任务，强行贷款给农民，不管人家用着用不着。而对真正需要贷款的农民又担心人家还不上造成坏账，不肯贷给人家。这样一搞，显得政府唯利是图，形象大坏。
贷款百姓觉得半年20%的贷款利率太黑了。而放高利贷的认为政府垄断经营抢别人的买卖。穷人富人都不满意，都认为政府是在与民争利。
改革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。出点问题、付点学费、出现不同的声音都是在所难免的。只要改革带头人、设计师能够虚怀若谷，吸取经验教训，不断修正自己，改革必然会在实践中曲折前行。
但是王安石是出了名的“拗相公”。他仗着皇帝撑腰底气十足，做事从不跟别人商量，也不听别人意见，一意孤行。对反对意见一概不加甄别地予以严厉驳斥，对反对者予以严厉打击。
他骂司马光是司马牛，“所言尽害政之事，所与尽害政之人”；骂欧阳修“在一郡则坏一郡，在朝廷则害朝廷，留之何用？”，把苏轼贬出京城……
欧阳修和苏轼等人其实并不反对变法，在范仲淹变法时他们就是变法的有力支持者。他们只是对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看法，结果受到王安石严厉的打击。
王安石这个人和汉朝晁错能有一比，在性格上和为人处世方面有一些缺陷。有好经没好嘴，结果把好经也念歪了。
王安石骂来骂去，把人都骂到对方阵营了，自己这边只剩下一堆溜须拍马的。变法的推行越来越困难。后来连太后都站到司马光那一边，哭着求皇上别再用王安石了，王安石已经搅得天下大乱了。
宋神宗一看王安石成了搅屎棍了，只能把他被罢官出局。
变法因此遭受重创。
青苗法首先被废。青苗法因为利息太高失去了保民的意义，遭人诟病。其他各法在不断遭受非议的过程中陆续被废。到宋神宗去世时，王安石变法已经废除殆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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