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6年，我父亲１６岁时，由于生活所迫从山东老家闯关东来大连打工，先是在码头当装卸工，辛苦劳累、饥寒交迫。后来父亲在建筑工地学了瓦匠手艺，此后大多数时间是在做瓦工活。
1945年，日寇战败投降，大连的建筑工地萧条。之后一段时间，父亲还炒花生和瓜子，就是买来生的花生和葵花籽，利用一口大锅炒熟，然后卖出去，主要是批发给小商小贩。我记得，解放初我父亲与邻居合伙，做过收购废铁的生意，此外我们家还熬过骨头。多少年以后，我们家的院子里还有一块鲸鱼的骨头，有几十斤重。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父亲在我们家院子里盖了一间简易房，有二十平方米大小，母亲和婶子在这个房子和院子里养鸡，最多时养了二百只鸡。我们家养鸡一开始非常顺利，从买了雏鸡到母鸡开始下蛋，没有什么问题。
母亲和婶子每天的工作就是去买鸡饲料，每一次要买几百斤，用手推车运到家，然后买来蔬菜并且剁成鸡食，再把鸡饲料和蔬菜混合起来喂鸡，然后就是清理鸡舍的粪便，还有就是给鸡打预防针。
鸡开始下蛋的时候，令人非常高兴。我也端着盆子去拣鸡蛋，曾经不小心，打碎了一些鸡蛋。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发生了鸡瘟，就是现在说的禽流感。死掉了一些鸡，可能有一半，一百多只。父亲决定把剩下的活鸡卖掉，不再自己养鸡了。母亲在家里操持家务，婶子去了街道办的养鸡场干活，街道养鸡场认为我们家有一些养鸡的经验。
不养鸡了，我们家养鸡用的房子和院子，借给别人养老一头大奶牛。那时候奶牛也是非常贵的，我们家是买不起的。养牛的人是我们这条街上开豆腐坊的老板，是一个资本家。我记得那时候，我们家院子里堆满了地瓜幔子，是奶牛的饲料，邻居的小孩子们在上面玩，我们在里面能够找出小地瓜。
好景不长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偌大的一只奶牛得病了。豆腐坊的老板请来了兽医，我看到兽医给奶牛扎针，那针管非常粗，比大人们的大手指头还粗，针头像钉子一样粗，兽医非常用力才能扎进去。这也没有能够挽救奶牛的生命，奶牛没有了，我们喜欢的地瓜秧子也没有了，我们少了一个玩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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