御史刘挚、左司谏苏辙、御史王岩叟、朱光庭、上官均等人趁机落进下石，接连弹劾蔡确。
司马光大喜，于是撺掇高太后免掉了蔡确相位，出知陈州。高太后极为欣赏和信任司马光，于是升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。高太后又任命吕公著为门下侍郎，李清臣、吕大防为尚书左右丞，李常为户部尚书，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。至此，朝中全部换成了反对新法之人。
当时司马光已经有病，因为青苗、免役等新法，还没有全部废除，西夏和议也没有谈好。他不禁叹息道：“诸法没有废掉，我死也不能瞑目。”于是写折简给吕公著，说道：“我以身就医，已经把家事交给儿子。只是国事还没有着落，特以托付给你。”吕公著于是禀告了高太后。
高太后于是下诏免了司马光的朝觐，特许他乘肩舆入朝，三日一次。司马光不敢当，上奏道：“不见天子，如何理事？”高太后又改令司马光的儿子扶着他入朝，还免除拜跪之礼。司马光于是请求废除王安石的青苗、免役二法，恢复以前的旧法，诸大臣自然不敢有异议。
免役法被废除之后，司马光又请求恢复差役法。章惇极力反对，与司马光当殿辩论。高太后勃然大怒，把章惇逐出京城，贬为汝州知州。这时苏轼已奉诏进京，担任中书舍人，请求行熙宁初的给田募役法，声称有五大利处。监察御史王岩叟却说五利没有，却有十弊，因此苏轼的建议没得到采纳。
群臣又各行其是，高太后又下令资政殿大学士韩维、吕大防、范纯仁等人详细商定后上奏。苏轼本来和司马光关系极好，于是去见司马光，说道：“公想改免役为差役，我看两害一样，没有看到有什么益处。”司马光问道：“有什么害处？”
苏轼答道：“免役的害处，是在于收敛民财，以至于十室九空。敛从上聚，下面必常患钱荒，这害已经验过了。差役的害处，是百姓常受役官府，无暇农事。贪吏猾胥，随时征比，相继为奸，岂不是异法同害吗？”司马光又问道：“依你的高见，应该如何？”
苏轼说道：“法有相因，事乃易成。事能渐进，民才不惊。从前三代时候，兵农合一，到了秦始皇才分作两途。唐初又变府兵为长征卒，百姓出粮食养兵，兵又出力保卫百姓，天下称赞。就算是圣人复生，也不能改变了。现在的免役法颇与此相同，你如果突然废除免役，改行差役，正如罢长征，复民兵，恐怕民情反多痛苦。”司马光却不以为然，只是淡淡的答了几句话，苏轼即辞出。
次日，司马光到政事堂议政，苏轼又说起此事，司马光非常不高兴。苏轼却不管他的脸色难看，依然从容地说道：“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，你为谏官，再三劝阻。韩公不乐，你也不顾。苏轼曾经听说你自述前情，难道今日作相，不许我说话吗？”
司马被苏轼说地无言以对，只得起身谢道：“容待慢慢商议。”范纯仁也对司马光说道：“差役一事，不应速行，否则转而害民。我希望你能虚心纳言，所有谋议，不必都是从自己这里发出。如果事情都由你专断，恐怕奸人邪士，反而得以乘间迎合。”司马光还是露出为难之色。
范纯仁又说道：“这是使人不得尽言。我如果只知道向你献媚，不顾大局，早在当日少年的时候，迎合王安石，早图富贵了！”司马光这才令役人悉用现数为额，衙门用坊场河渡钱，均用雇募。
司马光决定改行差役法，以五日为限。属下都俱嫌太过急促，只有开封府知府蔡京如约完成，当面回复司马光。司马光大喜道：“假如人人奉法如君，有何不可？”待蔡京辞退之后，司马光以为可行，想坚持到底。
其实蔡京是个大奸臣，专事揣摩迎合。当初见蔡确得势，就依附蔡确。现在见司马光入相，就依附司马光。这种反复小人，最误国事，司马光一个书生，哪里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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