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5年夏天，在大连第八中学读高中的姐姐，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，炼制系，邮递员把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，全家人都很高兴。那时候大连八中不是重点高中，一个班级能够考上大学的人，寥寥无几。同现在许多贫苦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一样，路费、学费、生活费是我们家接踵而来面临的一系列问题。
那时候，我们家父亲一个人上班干活，全家九口人吃饭，六个子女上学，母亲一个人操持家务。我的奶奶一个人在山东老家生活，我们家每个月要提供奶奶的生活费。我们家每个人的平均生活费不足９块钱。因为我们家生活的确困难，没有钱送姐姐去北京读书、交学费，父亲犯愁了。
我姐姐接到北京石油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，父亲骑着自行车去大连房产公司找领导，请求帮助解决姐姐上大学的问题，或者给与补助，或者给与救济，或者借给一部分钱，先送姐姐去北京上大学、交学费。父亲的这些要求，上级领导一项没有答应，要我父亲自己想办法解决。父亲满怀希望来找领导给与帮助，听到领导的说法后，非常失望，神志恍惚的一个人走回来家，把自行车拉在房产公司的门口。
回到家里，我发现父亲的自行车没有骑回来，因为每天爸爸下班回家，都是我把爸爸的自行车从院子里推回家，放在门厅。爸爸又去房产公司骑回自己的自行车。
后来，爸爸妈妈东挪西借，凑齐路费，很不容易把姐姐送上火车，姐姐只带了简单的行装，去北京石油学院读书了。姐姐到了北京，马上给家里写信，我们收到姐姐的来信，大吃一惊。姐姐来信的信封是用废报纸糊的，信封的正面贴了一张白纸，写了我们家的地址。那时候，一个普通的信封只有一、两分钱，姐姐省吃俭用，也舍不得化。
后来，姐姐来信告诉我们说，学校根据学生家庭的生活情况，评定了助学金，并且免去了学费。姐姐获得了每个月１１块钱的助学金，不需要家里提供生活费了。我们全家人如释重负，喜极而泣。那时候，我在大连辽师附中读高三，马上也要面临姐姐的处境。
1966年夏天，我们高三的毕业考试已经结束，正在全力以赴准备高考的时候，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即将迈入的大学门槛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的时候，我与同学们去了北京，到北京石油学院找到了姐姐，姐姐给了我和同学两张饭票，我们两个人在北京石油学院的大学生食堂吃了一顿饭，记忆深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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